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，远在史前期的新石器时代，渭河沿流便有舟楫这一水上运输工具。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器、宝鸡北首岭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陶壶便是渭河流域航运历史的佐证。夏、商、周时期，渭河沿岸的人们便能“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。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”。夏朝时，渭河沿岸的舟船使用相当普遍，如夏禹治水，疏决梁山、开凿龙门时，曾“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”。商朝末期，周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时，曾“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”。即在渭河中游建造舟桥，供人过往。舟桥是以大型木船作桥脚，上铺木板而成的浮桥，说明商末周初在渭河境内居住的先民，已具有相当的造船能力和较高的技艺水平。

       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将大量的兵卒车马运过黄河，充分说明周人造船技艺的高超和驾船技术的娴熟。春秋时期，居于陇山沿侧的秦人为攻戎救周，曾在汧水中利用“舫舟”转运军事物资。公元前647年一公元前646年，渭河流域东部的晋国发生饥荒，向建都于渭河之滨雍城（今陕西省凤翔县）的秦穆公求助。秦穆公慨然允诺输粟于晋，“以漕车转，自雍相望至绛”。于是，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壮观的景象：在渭河、黄河、汾河这一千里漫长的水运线上，舟船相继不断，仿佛进行一次战役。《左传》把这场在渭河航运史上蔚为壮观的航运行动称为“泛舟之役”。这在渭河乃至中国水运史上是一次规模浩大的航运活动，充分显示了定居于渭河流域的秦人有规模化的远航能力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禹贡》在记述天下水道时，曾说梁州贡赋可利用嘉陵江、汉江，转褒水，再经一段陆运，又利用斜水转入渭河、黄河达于夏朝的都城。荆州的贡赋，可利用汉江、丹江，再经过陆运转入洛河后入于黄河，亦至夏朝都城安邑。

       秦、西汉、隋、唐等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渭河流域建都，大举航运根食、贡赋，使渭河水运业断断续续鼎盛数百年。五代以后，国都东移，渭河平原虽然再没有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，但军事和救灾物资的水运陆转仍持续不断。特别是商运和民运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。